最近气温骤降，江南江北一片叫冷声不绝于耳。
那你知道古代的诗人们都是如何形容寒冷的吗？
杜甫说“霜严衣带断，指直不得结”，寒霜扑簌簌落满身，想给断了的衣带打个结，手指却被冻得僵直，毫无办法。
岑参说“泽国龙蛇冻不伸，南山瘦柏消残翠”，河流安静得像是凝固了一样，仿佛龙蛇冬日被冻得弯曲瑟缩，无法伸展开来。
卫宗武说“露华凝聚，夜更长、寒压一床衾重”，漫长寒冷的冬夜，寒气就像有实体一样压在被子上，连杯子都似乎因此变得沉重了起来。
然而，相比起“砚冰料峭笔呵频，耸立吟肩雪一身”的诗人们来说，那些在冰天雪地里讨生活的普通百姓，如杜甫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街边新尸，如白居易“可怜身上衣正单，心忧炭贱愿天寒”的卖炭翁，尤袤“流离重流离，忍冻复忍饥。谁谓天地宽，一身无所依”的流民……
他们感受到的寒冷，才是真正刻骨的冰寒吧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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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承宗《渔家》呵冻提篙手未苏，满船凉月雪模糊。
画家不识渔家苦，好作寒江钓雪图。
诗人和画家们笔下的渔翁，往往是充满闲情逸致的象征。
尤其是“江波钓徒”张志和之后，“渔父”就成了隐士的象征，成了万千渴求归隐的文人们的梦。
在他们眼里，渔翁是“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”，是“一壶酒，一竿身，快活如侬有几人”。
然而现实中的渔民呢？他们早出晚归、撒网逐浪，靠着水中的收成养活一家老小。
明代大学士孙承宗的《渔家》诗，讽刺的就是那些生活在浪漫幻想中的人，不懂得渔民经受的苦难。
画家们喜欢挥毫泼墨，画上一幅《寒江钓雪图》，围观之人多半也会称赞他清寂空明、意境唯美。
但是那些冒着大雪还在江上捕捞的渔民，他们的艰辛与哀怨又与谁说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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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气寒冷，鱼儿越发不肯靠近水面，渔民们忙忙碌碌，却很难有好的收获。
迫于生计，他不停地撒网、划船，撑船篙的手都冻僵了，呵气取暖也不能使它柔软半分。
月亮渐渐升起来了，映照着四野的雪色，天地间不曾彻底黑透，渔民便也舍不得直接归家。
在模模糊糊的光亮中，他艰难的撑着篙，费力的撒着网，希望下一次能有个好收成。
生活在深斋重阁中的士大夫们哪里直面过大自然的险风恶浪，哪里又曾亲自感受到民间的疾苦呢？
他们那些精致的画作，也不过是风花雪月的消遣，是生活中可有可无的点缀罢了。
孙承宗的渔家别出蹊径，道出了渔家的艰难与哀怨，对“文人只识渔家乐”的时弊提出了诘难，格调清新，文句简洁，描摹传神，笔力矫健，是为民请命的好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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蒨桃《呈寇公二首 其二》风劲衣单手屡呵，幽窗轧轧度寒梭。
腊天日短不盈尺，何似妖姬一曲歌？
显而易见，蒨桃是一位女性的名字。
事实上，诗题中的“寇公”即北宋著名的宰相寇准，蒨桃只是他身边最低微的侍妾。
寇准自幼生活在富贵中，做了官后生活愈发奢侈，府中宴饮歌舞不断。
相传他家中从不用油灯，即使是厨房或厕所，也是彻夜燃着蜡烛。
某日，有歌女表演完毕后，寇准赏了她一束丝绸，歌女却嫌打赏太少，露出不满之色。
蒨桃看到此情此景，写下了两首诗献给寇准，以歌女与织女做对比，委婉又勇敢地揭示了社会的不公平，表达了自己对织女的同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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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首诗描绘的是织女在冬天织布的场景：
北风凛冽，寒气逼人，一年到头为他人织绫的女子，自己身上却只有单薄的衣裳。
因为太冷了，她不停地对着冻僵的手呵气，想让手变得更灵活一些，才能不让经纬错乱。
她坐在幽暗的窗下，一刻不停地投梭织绫，冰冷的梭子在手中如同一块寒冰。
腊月白天短，光线很快就黯淡下来了，她也无力点灯继续织，所以也织不满一尺绫。
蒨桃身为侍妾，地位也很低下，所以她才能真切地对织女的苦楚感同身受。
一匹绫长达百尺，即使只赏赐半匹，可能也是织女一两个月的辛苦劳作才能织成。
那位妖冶的歌女唱一曲歌就能得这样的赏赐，而赏赐她的宰相更是不把这点东西放在眼里。
蒨桃没有在寇准宴饮时乘兴助乐，而是选择写下两首讽喻诗劝诫，既勇敢又充满同情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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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居易《村居苦寒》八年十二月，五日雪纷纷。
竹柏皆冻死，况彼无衣民。
回观村闾间，十室八九贫。
北风利如剑，布絮不蔽身。
唯烧蒿棘火，愁坐夜待晨。
乃知大寒岁，农者尤苦辛。
顾我当此日，草堂深掩门。
褐裘覆絁被，坐卧有馀温。
幸免饥冻苦，又无垄亩勤。
念彼深可愧，自问是何人。
元和八年的腊月，连着下了五天的大雪，竹林柏树多有冻死倒塌的，更何况是那些缺少御寒衣物的农民呢？
此时的白居易，因守母丧回到老家下邽渭村（今陕西渭南县境）。
遍观村里所有人家，十有八九都是人丁稀少的小门小户。
在这个最普通的小村庄，白居易亲眼看到了那些最底层人民的生活：
衣衫单薄连身体都无法遮蔽，更谈不上御寒了！
为了取暖，只能燃起提前准备的荆棘蒿草，苦苦等待着夜间最冷的时间过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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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唐时期，安史之乱对社会带来的毁灭性破坏仍未完全恢复，政治环境却也一日日坏下去了。
内有藩镇割据，外有吐蕃入侵，大唐王朝能够直接控制的地域面积大为减少。
但就在这种情况下，整个社会中不耕而食的人也越来越多，甚至占到人口的一半以上。
重重困境之下，最苦最难、负担最重的群体，变成了社会最底层的农民。
白居易此时的生活也颇为困窘，在元稹等人不时的接济下才好过一些。
但是，他有不漏风的茅屋，有布面的皮袍子，有绵绸做的被子，家中有余粮，也不需要亲自下田劳作。
跟长安城里的同僚们相比，他的日子算是清苦了，但是跟这些饥寒交迫的农民相比，竟然也算得上优渥。
对此，白居易深感惭愧和内疚，以致发出“我是什么人，凭什么过着好日子”的慨叹。
与大部分文人相比，白居易这样能够真正看到底层人民的贫困和苦难，并且感同身受的诗人，属实是极为少见的，因此也显得格外珍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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